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震动。当时，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不断施压驻扎在陕北的东北军，逼迫他们与陕甘宁根据地的红军发生冲突。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带领的东北军被迫离开家乡东北，大家对日本侵略者都充满了深深的仇恨。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无时无刻不想回到家乡，和日本鬼子好好较量一番，打一场生死之战。

在这种情绪下，东北军自然不愿意内斗，成为蒋介石剿灭红军的帮手。蒋介石还特意飞到西安，强迫东北军攻击红军。

张学良不愿意服从，多次劝说蒋介石但都没有效果。最后，张学良被逼得没办法，和同样被迫剿共的陕西爱国将领杨虎城联手，采取了强硬措施，扣留了蒋介石。

当时，孙铭九是东北军的一名年轻将领，他非常受张学良的信任。在一次战斗中，他率部成功活捉了蒋介石。捉住蒋介石后，孙铭九经历了许多事情。解放后，他回到了东北。

东北军中的年轻一代领导人

孙铭九是东北军里的年轻骨干，他和应德田、苗剑秋并称为东北军的“三剑客”，都是张学良亲自提拔的心腹。

孙铭九在清朝末年出生在东北。从晚清到民国，东北这片土地上，本地军阀、日本人、俄国人和满清贵族等各路势力轮番登场，社会动荡，复杂多变，这也让孙铭九从小就立志要有所作为。

孙铭九长大后去了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学成归来后，他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后来，他的一个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张作霖的二儿子张学铭推荐他，于是孙铭九在1934年4月去了武昌见东北军的领导人张学良。

天津市公安局的领导宁向南，以前是张学良的助手。他向张学良介绍了孙铭九，说：

“一是诚实正直，二是忠诚勇敢，三是坚决抗日，四是踏实肯干”。

于是，孙铭九成了张学良的随身助手。

几个月过去了，他加入了新成立的“随从参谋秘书室”，主要负责管理东北军军官的人事档案，并进行调查和考评工作。

孙铭九和应德田、苗剑秋等东北军的年轻人，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认同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在当地领导人的地位，而且都有过出国学习的经历，见识过工业发达国家的样子，研究过当时较为先进的政治理念，脑子里充满了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想法。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他们非常痛心家乡沦陷，希望能有一天能回家乡，收复失地，保卫国家。

1935年11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带领东北军迁往陕西和甘肃，参与围剿红军。

在战斗中，东北军多次失败，损失很大，这让张学良对蒋介石先解决内部再对外的策略产生了怀疑。他开始与共产党接触，并与西安的军事领袖杨虎城商量共同行动。

张学良开始对军队进行改革，提拔年轻干部，以此来提高士兵们的士气。很快，像孙铭九这样的人才就开始崭露头角。

1936年夏天，张学良效仿蒋介石的“复兴社”，成立了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成员包括东北军的年轻军官和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总共有70多人。孙铭九担任行动部长。

一些年轻的军官，像孙铭九等人，悄悄地组织起抗日活动，还跟共产党取得联系，同时还在考察和调整年轻的军官，让他们替换那些老的军官。

“抗日同志会”吸引了许多陕西军队年轻军官的加入，军队里的年轻力量逐渐强大，孙铭九也是张学良最信任的人之一。

为了培养基层政工干部，张学良通过中共组织招收了大中学生，组成了“学兵队”。这支队伍由孙铭九管理并进行训练。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用强硬手段让蒋介石就范。从未上过战场的孙铭九自告奋勇，带领士兵“扣留”了蒋介石，严格按照张学良的指示行事。这次行动让孙铭九名声大噪。

捉拿蒋介石

孙铭九曾经详细讲述了活捉蒋介石的过程。他说，在1936年12月10日那天，因为清楚张学良的想法，他主动请缨，带着队伍前往临潼捉拿蒋介石。

张学良看到孙铭九主动请战，心里特别高兴。这件事非常重要，他原本也不放心交给别人，孙铭九是他最信任的人选。可蒋介石名义上是国家的领导人，背后又有嫡系部队和大批特务，带人去捉蒋介石的人可能会因此惹上杀身之祸。

张学良正不知道如何向孙铭九开口，没想到猜中他心思的孙铭九主动站了出来。张学良也勉励孙铭九，承诺他成功后重重有赏。

12月12日凌晨，孙铭九带着自己的手下，悄悄接近了临潼的华清池。

华清池据说曾是唐朝杨贵妃沐浴的地方，是西安附近的一个知名景点，蒋介石这次访问西安时也住在这里。

这次行动非常危险，如果让蒋介石跑了，手无寸铁的东北军就可能被蒋介石的部队围攻，所以孙铭九特别着急，根本没心思欣赏华清池的风景，不停地催促手下士兵快点发起进攻。

蒋介石住在华清池附近的一座仿古建筑五间厅里。他的随从和卫兵们在夜间发现有人偷袭，立刻开枪反击。

蒋介石的私人安保团队装备非常精良。他们配备了轻机枪，每个人还随身携带了可以连发20发子弹的手枪。相比之下，孙铭九的手下们的火力要弱得多，子弹如同密集的雨点般射出，让孙铭九的队伍难以抬头反击。

枪声震天响，双方都有人受伤。一些士兵中弹，扑通一声倒在了华清池的荷花池中。

眼看双方僵持不下，谁也占不到便宜，孙铭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便带着几名士兵从侧边悄悄靠近五间厅的二门，趴在地上慢慢爬行，躲过了蒋介石卫兵的枪声，最终从一条小路进入了五间厅的平台。

孙铭九他们占领了平台后，立刻占据了上风，集中力量向五间厅的守卫们发起攻击，一下子打得对方损失惨重。

那些剩下的蒋介石卫兵已经没有力气再反抗了，被赶到了一间小屋里。孙铭九见障碍清理完毕，立刻朝蒋介石的卧室冲了过去。

他用力推开房门，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床上的被子被掀开，桌子上还放着蒋介石的假牙，看来人已经离开了。

孙铭九摸了摸床边的杯子，里面还留有余温。桌上还放着一条武装带，很明显，蒋介石刚才从床上起身匆忙离开，连武装带都没来得及系上。趁着卫兵在外面抵挡时逃跑的蒋介石，肯定跑不远。

这时候，西安总部的指挥所打来了电话，孙铭九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急忙跑过去接听。

拿起电话，他立刻听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交谈的声音。他赶紧向张学良汇报情况，张学良问蒋介石在哪里，孙铭九只能如实说还没找到，但被窝还热着，应该没走远。

张学良一听这话，顿时火冒三丈，直接对孙铭九说，要是天亮之前还找不到人，就提着脑袋来见他。眼下东北军和蒋介石已经闹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要是让对方跑了，谈判就没啥谈头了，后果可就严重了。

孙铭九明白这件事很重要，急忙出门去找蒋介石。这时，一名士兵跑来告诉他，在后山墙下发现了一只皮鞋，墙头上还有翻越的痕迹。

孙铭九赶紧让士兵去搜查，只留下一小部分人留在华清池打扫战场以防万一，其他人全部上山搜索。

出发前，他警告所有的手下，如果天亮前找不到蒋介石，不仅他自己的脑袋保不住，大家也都活不了，就算是蒋介石藏到地底下去，也要把他挖出来。

快天亮的时候，孙铭九他们在一个半山腰的阴坡上，看见一个士兵躺在草丛里。他们赶紧过去，把那名士兵抓住，问起了蒋介石的下落。

这位战士名叫蒋孝镇，是蒋介石的远房侄子，对他非常忠诚。正是他背着蒋介石翻过围墙逃走，一路奔跑到山上，最终来到这里时已经筋疲力尽了。

有人在搜寻蒋孝镇时大声叫嚷发现了蒋介石。只见一个瘦高的身影缓缓从石头间走出。原来，蒋介石藏在一个石洞里。听到有人喊出蒋孝镇的名字，他知道再也躲不下去了，便主动现身。

孙铭九见情况不妙，赶紧上前，提议带蒋介石去见张学良和杨虎城，但蒋介石却装出一副伤员的样子，说自己腰伤严重，连一步也走不动。

孙铭九告诉蒋下山有车，至于下山的路，他可以背着蒋走，蒋没办法推脱，只能跟着下山。

后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孙铭九见到他时就跪下了磕头。但孙铭九听到这种说法后，大声喊冤，说自己是个热血爱国的年轻人，绝对不会给蒋介石下跪。

不管孙铭九和蒋介石当时是怎么交流的，孙铭九终于把蒋介石活着带回了，没有辜负张学良的期望。

西安事变之后成了卖国贼

蒋介石被捕的消息让国内外都感到震惊，南京政府马上调集中央军向陕西推进，意图迫使东北军和陕西地方部队释放他。双方剑拔弩张，局势异常紧张。

在关键时刻，是共产党挺身而出，平息了紧张局势。当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下一步不知所措，便向陕北的红军求援。为了避免内部冲突，影响抗日大局，共产党决定放下过去的恩怨，促使双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为了这个目的，周恩来亲自去了西安，说服了东北军和陕军，让他们同意释放蒋介石，并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从而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军、东北军和陕军达成了一致，决定齐心协力，共同行动。他们联合成立了“西北军事委员会”，一起对抗日本侵略者，不让国民党内部反对派有机可乘。

孙铭九因为成功捉住蒋介石，得到了张学良的快速提拔，担任了东北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并且兼任了新成立的抗日先锋总队总队长。

没想到的是，东北军、陕军和红军原本的良好合作，却被以孙铭九为首的东北军年轻将领们破坏了。

西安事变平息后，张学良因为信任蒋介石，加上与宋美龄、宋子文等人关系不错，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于是亲自护送蒋介石前往南京。而周恩来已经预感到会有危险，特意赶往机场想阻止张学良，但还是晚了一步。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张学良到南京后就被扣押了。1937年1月4日，他在南京法庭上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从此进入了被蒋介石软禁的漫长岁月。

南京不仅扣押了张学良，还要求东北军和陕军撤离西安，调往其他地方。接到消息后，留守西安的东北军也陷入了混乱。

在西安留守的东北军老将如王以哲、何柱国等人，主张和平解决事件，他们要求南京方面首先明确张学良未来的职务和身份，然后再讨论他是否可以去外地任职的问题。

孙铭九等东北军的年轻将领坚决表示，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他们就准备和南京决一死战。他们对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和平解决的立场感到非常不满。

双方意见不合，矛盾越来越多。结果在1937年2月2日凌晨，孙铭九等人刺杀了王以哲等东北军的重要将领，整个西安城顿时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和陕军都不想再惹麻烦了。孙铭九等人的激进举动没得到大家的支持，反而让人心慌乱。当时还在西安的杨虎城为了稳住人心，下令捉拿孙铭九等人。可西北军的局面已经乱成一团，想恢复原样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这时，孙铭九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十分后悔，走投无路的他只好向红军求救。见到周恩来后，他一下子跪了下去，向周恩来认罪。

周恩来扶起了他，温和地说：“别这样了，知错能改就是好的。”

我们可以告诉他，营救张学良的办法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东北军内部要团结一致，而共产党也会一直支持东北军的正当行动。

为了保护孙铭九不被东北军的老首脑报复，周恩来让当时在东北军的中共代表刘鼎，秘密护送孙铭九等人前往陕北的红军驻地，让他暂时躲避危险，确保了他的安全。

孙铭九在陕北藏了两个多月，之后被人悄悄送到了北平。随后，他又去了天津，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经过这一系列的挫折，孙铭九的心情变得非常低落，只想暂时躲起来，避开蒋介石可能的报复。

后来，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逐渐建立起来，共产党也号召全国人民一起抗日。可是在全国人民纷纷投身抗日的热潮中，孙铭九不仅没有加入抗日队伍，反而做出了令人唾弃的汉奸行为，这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惊讶。

孙铭九来自东北，对占领家乡的日寇充满仇恨，原本是个坚决的抗日人士。后来从西安跑到天津，再搬到上海居住，因为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变得非常艰难，几乎一贫如洗。

这时候，他心里又开始琢磨着干一番大事业了。他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认识一些日本军界的人。汪精卫当时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成立了汪伪政府，还宣扬什么“曲线救国”的说法。

孙铭九在日方的帮助下，被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理论迷惑，在1943年担任了伪政府的军事顾问。

孙铭九重新出山后，希望能够亲自带兵。他曾到开封组建抚安办事处，试图招募一支自己的队伍。

当年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孙铭九，后来却成了汪伪政权的汉奸，甚至担任过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铭九向国民党政府投降，又被派往东北，和我军站在了对立面。但他在1947年又从东北逃到了香港，在大陆解放后，他又留在了上海。

解放后，他被聘为上海市政府的参事。

解放后，孙铭九在西安事变后的生活经历，也成为政治审查中的重要部分。

这些年来，他曾加入过汪伪政府做了汉奸，还在东北战场上与我们军队对立，当时有人提议要对他进行处罚。

经过查证，孙铭九虽然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过高层职位，但他并没有参与过对抗日军民的屠杀，也没有沾染过血债。

关于他在东北战场上的经历，孙铭九曾说，抗战结束后，他前往东北找到了中共的组织，随后被李兆麟将军派遣到国民党地方部队内部工作。之后，他又被派去与东北军的老将们接触。到了1947年，他通过天津前往香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工作。

据东北解放军的记录，孙铭曾加入过由伪满军改编而来的国民党先遣大队，在东北战场上被李兆麟的部队俘虏。

有回忆称，孙铭九在东北时负责建立特务组织，炸毁中共的军火库，还参与策划刺杀中共领导人的行动，不过这些说法目前缺乏可靠的证据支持。

不管孙铭九在东北收到了什么指示，他在那里的战斗中没有什么显著表现，对我们党和军队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害。

新中国政府经过仔细审查，最后还是决定恢复他的自由。上海市政府还请他担任参事。

孙铭九从此在上海安家，过着平静稳定的日子。他还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第五届和第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孙铭九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多家报纸上，写了很多回忆文章，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西安事变”中捉拿蒋介石的过程。

西安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彩色宽银幕电影《西安事变》，按照他的说法，这部电影还原了历史进程，让他“捉蒋第一人”的形象广为人知。

后来，关于孙铭九在“临潼捉蒋”中的具体作用，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真正抓到蒋介石的是卫队一营，而孙铭九只是作为卫队二营的营长参与了这次行动。

与会的许多人都认为，最先攻打华清池的是“西北剿匪总部”卫队一营的加强连。据称，时任卫队一营营长的王玉瓒打响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枪。

关于到底是谁亲手抓住蒋介石，众说纷纭，而对这段历史，西安事变的亲历者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却有自己的看法。

在西安事变那一年，杨拯民才15岁，经常跟着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城里进进出出，亲眼看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有人问起到底是谁在骊山亲手抓住蒋介石时，他非常肯定地说，当年抓住蒋介石是立了大功的，张学良当时立刻拿出很多银钱奖励给孙铭九。

如果抓蒋的人不是孙铭九，那张学良为什么只赏给他而不赏给别人？当时说自己抓了蒋介石的人，为什么当时不站出来领赏呢？

这是杨拯民个人的看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孙铭九在捉拿蒋介石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

自从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和孙铭九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张学良一直怀念着当年那个一直忠心跟随他的年轻军官。

1990年，有人问过张学良，如果回到大陆，他想见什么人，张学良第一个提到的也是孙铭九。

1991年8月，沉默了多年的张学良在台北的一家饭店里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导演长井晓的专访，首次向外界讲述了那段历史往事。

不久之后，长井晓来到了上海。他特意找到了孙铭九，播放了一段采访张学良将军的录像。录像中，张学良将军一直念叨着孙铭九的名字。孙铭九看着屏幕上几十年未见的老朋友，不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在2000年4月8日的凌晨，92岁的孙铭九在上海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由于病情无法治愈。直到去世，他也没有能再见到张学良。

关于孙铭九，人们看法不一，但真相依然模糊，如同迷雾中的谜题。

孙铭九心里对自己的过去是怎样的评价，就不得而知了。

他去世后，决定一切从简，不搞大张旗鼓的葬礼，也不希望人们过度哀悼。他选择将自己的遗体捐给医学研究。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孙铭九用他所谓的“大义”表达了想要清白、平静地离开的愿望，却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纷争。

关于张学良是否知道孙铭九的去世，现在已无法考证。因为孙铭九在2000年4月去世，而张学良则是在接下来的一年半后，也就是2001年的10月离开了人世。

但是孙铭九去世的时候，张学良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对于这个最想见的昔日部下，张家人是否要告诉他这个消息，也有各自的考虑。

假如张学良知道这件事，肯定非常难过。孙铭九是他在东北军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时刻，而孙铭九的去世，也预示着张学良生命中另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如今他已年老，生命还能持续多久呢？

要是不清楚的话，这可能是因为张家人考虑到张学良的身体状况，不想让他受到刺激，毕竟老人身体比较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