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吴耀宗晚年

1949年秋季，吴耀宗于首届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吴耀宗先生是中国基督教的杰出领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人。

我1959年以后（具体时间记忆不清，正式调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1962年）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一段时期，在吴耀宗办公室里当秘书，有幸与他有一段日常的接触。

彼时，他已步入古稀之年，深受高度近视之苦，读书写字实属不易。全国三自的同事们多次劝他无需亲自来办公，如有要事，可在家中汇报即可。然而，他除了身体不适之外，每天依旧准时踏入办公室。当时全国三自的办公地点位于圆明园路169号，与文汇报社相隔咫尺，吴耀宗的办公室坐落在三楼东南角，透过玻璃窗，我能清晰望见文汇报社的办公室。我们单位并无食堂，午餐时，吴耀宗家便以当时流行的层叠饭盒为他送餐，餐后，他便在隔壁的小房间内稍作休憩，生活颇为简朴。

我与吴耀宗先生素未谋面，仅在一些会议场合聆听其发言。他言谈间总是严谨不苟，表情严肃，这使得我初入其工作团队时，心中充满了紧张，生怕出现任何差错。秘书的工作本身并不繁重。鉴于吴耀宗先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在写作时从不委托我代笔，最多是逐句口授，让我记录成文。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为他朗读文件、报纸以及中外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他对我的要求虽严，但这源于他对青年人的深切关爱。他从未因我在朗读或写作中犯错而责备我，然而，即使是读音上的小错误，他也要求我查阅字典进行更正。至于撰写文章，引用的文句必须确保准确无误。这些宝贵的教诲，对我影响深远，受益良多。

吴耀宗对国内外大事始终怀有深厚的关注，每日阅读的书报数量颇丰。每当遇到重大事件，即便文章或社论篇幅冗长，他也会尽力在当日内完成阅读。即便偶尔感到疲惫，他也会稍作休息，然后继续投入阅读。在聆听时，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对于某些关键要点，他会反复研读，直至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然而，他并非盲目接受，而是边听边思考，一篇文章阅读完毕后，他不仅能复述要点，还能迅速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坚持讲真话、说实话，不喜言辞空泛，且擅长问题分析，因此他的发言总是既坦率又富有实质性内容。我犹记得，他曾提及，在一次场合，毛主席聆听他的发言后，仅用“有分析”三个字便给予了高度评价。

“作为人大常委会的一员，你就是国家领导集体的一份子（当时人大常委会成员数量不多），希望你能在宗教事务之外，对国家的其他重要事务也积极提出你的见解。”这充分体现了领导层对他的期望，希望他能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

吴耀宗学习很努力，愿意跟上形势，可是他又是有分析头脑的人，不轻易附和。在“大跃进”大家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他曾经被亩产万斤的虚假宣传所迷惑，说过赞赏的话，但有时也会产生“想不通”的苦恼。只是囿于他的身份，他只向领导同志提出，向可信任的同事吐露，或者以提问题的方式向人请教。据当时任上海市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罗冠宗告诉我，1964年他们作为民主人士，由上海市政协组织去市郊奉贤参观“四清”运动，当时左的思想路线认为农村干部都已经“烂掉了”，把绝大多数干部都列为斗争对象。吴耀宗对此很怀疑。他曾经说：“如果农村干部的绝大多数都是坏的，为什么农业生产连年都获得好收成？对于共产党的领导伟大正确，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又怎么理解？”这样的问题当时肯定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但在舆论一律的气氛下，他敢于公开这样提出，还是需要非凡勇气的。曾经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和上海宗教事务处处长的罗竹风与吴耀宗有长期交往，他在所写的《缅怀吴耀宗先生，坚持三自爱国道路》纪念文章中，称吴耀宗为“纯洁无私，顾全大局，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人。他不固执己见，但也不随声迎合，凡事都经过深思熟虑，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我感到这是非常确切的评价。

二、我们始终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

六十年代初期，正值我国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在那个时期，众多人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悲观与失望，然而吴耀宗却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毫无悲观情绪。他常言：“暂时的困境并不可惧，只要我们把握住规律，便能不断前行。”起初，我对他所提到的“认识规律”感到困惑，不知其具体所指。直至后来，我研读了他在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所撰写的文章，方才领悟，他早已深刻领会了辩证法的精髓，善于透过现象洞察事物的本质，全面分析，着眼于事物的发展趋势。

1962年，他的文章《高瞻远瞩，跟着时代前进》刊登于基督教刊物《天风》的第4-5期。在文中，他言道：“纵使人民革命的道路充满曲折与迂回，然而人类的历史依旧遵循着客观的规律不断向前迈进。”他坚信，中国必定能够克服眼前的困境，迈向光明的未来。他眼前已展现出一幅新中国的壮丽图景，这幅图景不仅让人洞察全局，更能从细微之处窥见世界，从当下展望未来。正是在这样的启发下，我们找到了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并开始从个人主义和狭隘的本位主义中解放出来。确实，“高瞻远瞩”正是吴耀宗思想境界的真实写照。

吴耀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深化过程。在1959年，他在《天风》杂志的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对共产党的认识》的文章，这篇文章并非一时应景的赞颂之作，亦非在压力之下发出的自我批评之词，而是他真诚地回顾了自己从指责、同情到敬爱这一认知转变的全过程。他曾对共产党的宏伟目标提出批评，认为其“不择手段”，将人视为工具。然而，经过多年的交往，他不仅深刻理解了共产党理论基础的科学性，更通过亲身实践，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群众路线、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面的实践有了切身体验，从而在思想上实现了真正的转变。

“我之所以能在数十年的岁月里追随党，为民众贡献一份力量，这一切都离不开周总理的关爱与支持。”

三、坚守“基督教真理”

1958年以后，特别是60年代上半期，共产党内左的路线愈来愈占上风，对于宗教的冲击也愈来愈大。“大跃进”中，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显著减少，基督教的活动迅速萎缩；有的宗教领袖和主张积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负责干部陆续遭批判；社会舆论对于宗教的批判逐渐升温，把宗教与迷信并列，后来趋于全盘否定。大约在1964年，吴耀宗从北京开会回来告诉我们毛主席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你的上帝不灵了！”使他无言以对。也是在那段时期，中央人民政府某部长发话：“天主教是地主党，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别动队”，言下之意，宗教只有等待被消灭的命运。临近“文革”时，在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动员基督徒集体退教的事。吴耀宗不仅个人信仰虔诚，而且是全国基督教负责人。这些不祥的消息接踵传来，对他的冲击可想而知。在“文革”以前，他不止一次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描绘自己的心情。据说他在1964年3月1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昨夜心神不安，经长时间祈祷，心境复趋平静，得到的启示：信靠上帝，一切的事都将对你有益。”

核心议题集中在吴耀宗的真挚爱国情怀，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与共产党携手共进，投身社会主义事业。同时，他坚信基督教是一种对人类心灵有益的信仰。他既不忍因教会面临的困境而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亦不能对教会所遭遇的困难视而不见。面对爱国与爱教难以兼得的“两难”处境，他内心承受着难以言说的压力，然而他依旧积极应对。以下几件事件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基督教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曾于1959年8月召开各地负责人的小型座谈会。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后来从他的发言稿中看到，他一方面肯定形势的发展和基督教的举措，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基督教前途的担忧。在当时的形势下，他的直言遭到非议，他只能检讨是自己的“自我中心”态度作祟。

据悉，大约在1960年，重庆曾举办了一场针对吴耀宗的内部小型批判会，主要针对他的基督教信仰进行批评。他未曾向我提及此事，我仅仅事后得知中央及时介入并制止了这一事件。负责此次批判的高级干部，此后亦被调离了宗教工作部门。

自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我国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一度呈现出较为宽松的态势。吴耀宗对此感到极大的振奋，对基督教的发展前景满怀憧憬。一次，他邀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学者型同仁，时任全国三自史料组组长江文汉博士到办公室进行谈话，并委托他草拟基督教出版工作的五年规划。我记得吴耀宗特别强调，基督教应重视史料研究，不仅需撰写《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还需编写《中国基督教史》。这两部著作虽性质各异，但后者着重于基督教自身建设的探索（这些计划最终并未得以实施）。当时，我尚在上海怀恩堂兼任一些教务工作，吴耀宗对此给予大力支持，常询问教会的情况，并特别叮嘱我要关注青年信徒的成长。

当社会上强烈批判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复辟工具时，他不为基督教护短，相反地，他肯定帝国主义的确仍在利用基督教，我们应当提高警惕。1959年他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便是以《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新阴谋》为题，1962年他又在《天风》上撰文，根据他所接触到的材料和他当时的认识，以揭露敌对势力的行动表明基督徒与全国人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时便是以反帝爱国为己任，他的态度并没有因为社会对基督教的苛刻评断而有所改变。

“我可以百分之九十九接受马列主义，但在涉及有神论与无神论的问题上，我仍有保留。”因此，一些负责同志曾对他提出批评，也有人表示尊重他的个人信仰，但认为不应如此宣传，然而他依旧坚持自己的道路。

随着“文革”的临近，基督教的活动几近停滞。罗冠宗回忆道，吴耀宗曾对他们说：“教会的人数日益减少，或许还会继续减少。但只要有我们这样五十个人坚守，基督教终将有一天重焕生机。”我深知他的信念，这无疑源自他对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深刻理解：只要信仰宗教，便能得到庇护；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所信仰的基督教真理忠贞不渝。

四、历经“文革”的浩劫，他的爱国情怀与虔诚的宗教信仰，依旧坚如钢铁，未曾被摧毁。

1966年“文革”在上海开始打响后，基督教机关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在西藏中路基督教青年会进行学习。吴耀宗也参加了。他放弃了代步的汽车，中午就躺在地板上休息。红卫兵进驻后，有一天在青年会九楼开批斗会，吴耀宗被称为“牛鬼蛇神的总头子”，被迫作检查。以后他就与我们分开了。听说他曾经被抄家，连《圣经》都被抄走;冻结工资四年;后来令他回家去写检查。1970年以后他疾病缠身，沉默寡言，加上对“文革”很不理解，身心都饱受折磨。

1975年，吴耀宗接到通知，将赴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会议前夕，罗冠宗、李寿葆、施如璋等昔日同僚前来探望，吴耀宗感慨道：“宪法明文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但宗教活动却全面停摆，这又怎能称作宗教信仰自由呢？”他决心将这一疑问带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请教。遗憾的是，那一次周恩来总理因重病在身，这是他最后一次向全国人民作政府工作报告，吴耀宗的愿望未能成行。

在那次备受瞩目的会议中，在“四人帮”的操控下，我国《宪法》的部分条款遭到了篡改。原本1954年制定的《宪法》第88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被篡改为“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这一改动显然是为了为仅允许宣传无神论、禁止宣传宗教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实际上是对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严重破坏。吴耀宗对此深感不满。面对无法逆转的局面，他只能将原本准备向周恩来总理提出的问题要点整理成一份书面发言，呈递上去。这一事件充分表明，尽管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吴耀宗并未采取消极的态度，他依然忠诚于宗教事业，并且始终从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问题，其拳拳之心与当年无异。他决心为纠正这一错误条款而不懈努力。

1976年1月，周总理不幸离世，吴耀宗深感哀痛，并对新任总理的人选充满关注。他向罗冠宗等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非邓小平莫属。他过去一年在中央工作中的表现有目共睹，成绩斐然。当然，也有人觊觎此位，比如王洪文，但我觉得他年纪尚轻，未能得到众人认可。至于张春桥，其野心勃勃，不适合担任总理一职。”同年，朱德委员长逝世后，吴耀宗在讨论人大委员长继任人选时，再次提及：“张春桥野心勃勃，此人不可取。最好是能有一位声望显赫的人接任，不知叶帅是否合适？”当时“四人帮”仍掌握实权，尽管这些言论是在私下交流，却充分体现了吴耀宗的正义感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在1978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前夕，上海举办了一场旨在征求修改宪法意见的座谈会。尽管吴耀宗先生当时身患重病，住院治疗，他仍亲自撰写了书面建议，并委托基督教界的委员刘良模先生在会上代为提出。吴先生主张恢复1954年《宪法》中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然而，由于当时“左”倾思想尚未得到彻底肃清，这一提议并未被采纳，相关条文未能实现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体均不得强迫公民信仰宗教或放弃宗教信仰，不得对信仰宗教或放弃宗教信仰的公民进行歧视。国家将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以宗教为由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健康或干扰国家教育制度。宗教团体及其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控制。”对此内容，无论是宗教界还是无信仰者均表示满意，该条款至今仍沿用。吴耀宗先生虽未亲眼见证这一成果，但他为维护宗教信徒政治权利所付出的努力，充分证明即便历经“文革”的磨难，他那坚韧不拔的爱国爱教意志并未被消磨，前进的脚步亦未停歇。

1979年6月，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举行“文革”以后的第一次委员（扩大）会议，吴耀宗作为全国三自的主席被邀参加。当时他因病住在华东医院，他坚持向医生请假，到会看望教会工作人员。我在“文革”中被迫离开教会工作岗位，当时在皮革研究所教英语。那是我在“文革”结束以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吴耀宗。他坐在轮椅上，由他的儿子吴宗素推着,在非常热烈的掌声中缓缓绕场一周，虽面带病容，不能说什么话，仍强打精神与大家见面。我们都涌上去争取与他握手。他在会场上只逗留了十几分钟便不得不匆匆离去。我望着他衰弱的背影，想起他在办公室里的情形，以及“文革”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只觉得心潮澎湃，难以自抑，赶紧跑到厕所里偷偷地抹去涌流而出的泪水。

1979年9月，上海沐恩堂恢复礼拜。吴耀宗很想去参加，医生因他病情严重，未曾同意。据原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秘书长的沈德溶告诉我们，他向吴耀宗汇报情况时，吴耀宗很高兴，并表示希望可以参加当年圣诞节的礼拜。不幸的是，9月17日吴耀宗就离世归天了，享年86岁。

1979年9月24日，吴耀宗先生的追悼会在上海隆重举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先生发表悼词，深切缅怀道：“吴耀宗先生的一生，堪称爱国的一生。数十载岁月，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追随中国共产党，此等忠诚与坚定，实属难能可贵。我们对于失去这样一位长期以来的挚友，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悲痛。”

9月27日，我与众多信徒齐聚沐恩堂，共同参加了这场追思礼拜。在悠扬的“睡主怀中”旋律中，我们共同缅怀了深受敬爱的吴耀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