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电话，打进了马鞍山警署。

接线的人以为又是一宗普通的报案，直到电话那头报出一个名字和警员编号。整个警署的空气瞬间凝固。

求救的，是自己人。一个隶属马鞍山警署巡逻小队的关姓警员，本应在报案室里接听市民求助，现在，他自己成了那个最绝望的求助者。

电话信号的另一头，是柬埔寨，是臭名昭著的电诈园区。

这记耳光，打得香港警队脸上火辣辣地疼。

最讽刺的一幕发生了：一个执法者，一个本该是反诈骗链条上最坚固的一环，自己却成了被收割的“猪仔”。

事情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时间拨回几天前。关警员向上司请假，理由很充分，也很有孝心：母亲在广西出了严重车祸，需要立刻北上探望。

上司批准了。

但这位警员的目的地，显然不是广西的医院。8月22日，他经口岸进入深圳，然后人间蒸发。几天后，他没有按时归队。

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务人员，就这么失联了。家人察觉不对，立刻向上水警署报了失踪。

警队内部开始寻找自己的同事，而真正的“惊喜”还在后面。

求救电话直接打回了他自己上班的地方。这种行为艺术般的求救，背后是走投无路的选择。他显然知道，打给别的地方，可能被当成诈骗电话；只有报出自己的警员编号，打给最熟悉自己身份的机构，才有一线生机。

他赌对了，也把警队的窘境，彻底公开化了。

一个警察，怎么就进了诈骗园区？

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横财？他向上司撒的第一个谎，已经让他“受害者”的身份变得不再纯粹。一个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用谎言换取假期，最终陷入更大的骗局。这背后暴露的，是个人纪律的崩坏，更是监管体系的巨大漏洞。

警队，这个以纪律和荣誉为生命的武装力量，它的成员竟然会因为个人欲望，轻易地被防线外的力量所捕获。

消息在社交平台引爆，香港特区政府的回应，迅速而标准。

发言人表示，警方已与当事人取得联系，确认其身在柬埔寨，将派员协助。入境处也立即启动程序，通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跟进。

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

保安局也拿出了数据：从2024年到2025年8月，共接到29宗港人在东南亚被禁锢的求助，26人已回港。

这些冰冷的数字，试图传递一个信息：政府一直在做事，救援机制是有效的，这只是又一宗个案。

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一宗，完全不一样。

过去28宗个案的当事人，是普通市民。而这一次，是警员。

这就好比，医院的院长自己得了重病，却是在院外被一个游医给骗了。这不仅是个人健康问题，更是整个医院信誉的崩塌。

市民会怎么想？

连警察都保护不了自己，我们普通人怎么办？连警察都会被骗，他们口中的反诈宣传，还有多少说服力？

信任，这个警民关系中最核心的资产，正在被这通来自柬埔寨的电话所侵蚀。

我们再看并置的两个场景：

场景一：关警员的母亲，心急如焚地跑到上水警署报警，恳求警察救救自己的儿子。

场景二：关警员的同事们，在马鞍山警署接到他的求救电话，震惊、尴尬，然后必须按程序处理这件“家丑”。

两个警署，一个受理来自内部的求救，一个受理来自内部家属的求助。整个香港警队，被这件事搞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闭环。自己人找自己人报警，救的还是自己人。

这种内部消耗，是最大的羞辱。

这件事真正棘手的，从来不是如何把人从柬埔寨弄回来。

以国家今天的力量，通过外交途径救一个人，不是难事。

真正难的，是如何重建因此而崩塌的内部纪律和外部形象。

这个人救回来之后，如何处置？

如果他是纯粹的受害者，那警队的内部风险教育和人员审查机制，就形同虚设。

如果他有参与非法活动的嫌疑，那就是警队的惊天丑闻，执法者沦为罪犯的同路人。

无论哪一种结果，警队都输了。

这起事件，就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香港执法体系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伤口。当所有力量都聚焦于维护社会大秩序的时候，对于个体内部的信念崩塌和纪律松弛，可能缺乏足够的警惕。

最安全的堡舍，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救回一个警员的肉体是战术问题，而如何缝合警队信誉的巨大伤口，并重新赢得市民的信任，才是真正考验高层的战略难题。

这通电话的后续影响，将比电话本身，要深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