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会一边追捧企业家，一边又对他们带来的颠覆感到不安？这个问题，从古到今，无数聪明的大脑都在琢磨。说白了，我们到底在为什么样的人喝彩？

这事儿得从两千多年前的一位史官说起。他叫司马迁。

司马迁的人生是一场为真理和承诺付出的惨烈长跑。作为汉代宫廷史官的儿子，他骨子里是儒家信徒，更是个大孝子。为了完成父亲修一部信史的遗愿，他赌上了一切，甚至不惜忍受宫刑的奇耻大辱。

他写下的史记不只是一本帝王将相的流水账。司马迁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整个国家，翻遍了故纸堆，得出了一个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的结论：驱动帝国财富增长的，正是那些追逐利润的企业家。

他在货殖列传里直白地写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流传千古的话，点破了商业的本质。

司马迁饶有兴致地记录了那些富可敌国的“商贾”。比如，赵国灭亡后被强制迁徙的蜀卓氏，靠着当时的高科技——炼铁术，在偏远之地东山再起，富到“僮千人”。还有另外几位炼铁工匠，也凭着这门手艺，成了堪比王侯的巨富。

他笔下的企业家曹邴氏，影响力大到能让整个邹、鲁地区的人们“多去文学而趋利者”，意思是读书人都扔下书本去经商了。司马迁的记录毫不避讳，里面有白手起家的养殖户，有备受争议的奴隶贩子，也有囤积土地和牲畜的大商人。

在司马迁看来这些追求利润、创造财富的人，值得被历史铭记。他们的故事，和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创业神话，何其相似。

穿越时空把目光投向古希腊，另一位圣贤苏格拉底，其实也没我们想的那么不食人间烟火。

我们印象里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笔下那个鄙视名利的老头。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在他的另一位弟子，能征善战的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对“搞钱”这事儿相当尊重，前提是利润最终要服务于城邦和同胞。

色诺芬的经济论记录了一场苏格拉底与雅典庄园主的对话，那简直就是一份古代版的商业管理指南。苏格拉底认为，每个人都该是自己资产的“CEO”，要懂得管理土地、财物和社会关系，让它们持续增值。他还兴致勃勃地讨论如何激励奴隶（换成今天的“员工”毫无违和感）高效工作，创造更多利润。

这位苏格拉底充满了实用主义的智慧，与柏拉图的理想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苏格拉底的时代开始，人们理解“逐利者”的努力就没停过。直到1730年，理查德·坎蒂隆才第一次给他们贴上了一个正式的标签——“企业家”（Entrepreneur）。

可有了名字麻烦反而更大了。

如今企业家这个词已经被用滥了。几乎随便两个人聊起它，脑子里的定义都不一样。学术界更是吵翻了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业课程兴起时，发表了数百篇文章试图定义它，最后干脆放弃了。大家各说各话，默认别人都懂，结果就是一团乱麻。

大致来说学术界有三派观点。一派认为企业家是“创始人”，即成功创办并经营公司的人；另一派关注“行为”，认为企业家是那种善于整合稀缺资源、寻找机会的“行动派”；还有一派最喜欢把企业家描绘成英雄，说他们是推动“创造性破坏”的超人。

问题就出在这尤其是“创造性破坏”这个词，几乎成了创业圈的口头禅，但它的身世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人们普遍把这个词的功劳记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头上。但事实远非如此。

熊彼特确实在1911年就开创性地提出，企业家是经济创新的主体。然而，直到27年后，他才阐述了“创造性破坏”这个过程——即生产力低的企业被高的取代。更重要的是，当他后来明确使用这个词组时，是用来解释资本主义“产业突变”的本质，压根没提“企业家”。那时的熊彼特，已经把创新的动力从个人英雄转向了大型企业。

最讽刺的是创造性破坏”这个词根本不是熊彼特发明的。它最早出自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而其思想内核，则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根本缺陷的描述。一个最初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词，如今却被无数人拿来赞美创业英雄，这无疑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

上面这些五花八门的概念，没一个能帮我们从历史和考古记录里，准确地把那些真正的先行者找出来。

我们需要一个能跨越时空的定义。一个既能解释古代珠子制作者，又能涵盖现代商业巨头的行为准则。毕竟，是企业家创造了经济体系，而不是反过来。

基于历史的种种案例一个真正有效的定义，或许包含以下三个特征：

1 他们的行动源于自主意志；2. 他们的创新在当时的文化中被广泛认可；3. 他们能吸引他人为这种创新付出有价值的回报。

这三个特征像一把标尺，可以衡量从古至今所有真正的企业家。更重要的是，依据它，我们终于能在历史的尘埃中，辨认出那些改变世界的身影。

他们的存在意义非凡。

（参考信息来源：《企业家》中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