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富到“限高”乌龙:王健林和他的万达,如何走到这一步?
热搜挂了一天就消失,王健林的“限高令”像一场快闪剧。9月28日,因下属公司1.86亿经济纠纷,这位曾经的“中国首富”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29日,执行信息悄然撤销,万达回应称“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一场乌龙落幕,但比“限高”更刺眼的,是1.86亿背后藏不住的资金缺口——当一家千亿房企连项目公司的小额债务都难以覆盖,当实控人因下属纠纷被直接牵连,万达和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危机,早已不是“乌龙”二字能遮掩的。
一、乌龙背后的信号:1.86亿只是冰山一角
这场“限高乌龙”最耐人寻味的细节,是纠纷主体并非万达集团,而是其下属项目公司。按照正常商业逻辑,子公司债务通常由法人独立承担,实控人被直接限高的情况并不常见。但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9月,大连万达集团已有47条股权冻结信息,其中仅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80亿元股权冻结,就占其注册资本的80%。股权质押比例过高、关联担保链条复杂,才让下属公司的1.86亿债务穿透了法人边界,直接指向王健林个人。
这1.86亿更像一面放大镜,照出万达早已紧绷的资金链。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中,万达商管短期债务达662亿元,账面现金却只有133亿元,现金对短期债务的覆盖比例仅0.2倍——意味着即便把所有能动用的现金都拿去偿债,仍有529亿缺口。更严峻的是,万达集团被执行总金额已超52亿元,47条股权冻结涉及商业、文化、地产等核心板块,这让其通过股权融资“回血”的路越走越窄。
有人说“1.86亿对万达不算什么”,但现实是,今年4月万达刚提前兑付2.64亿债券,9月又发行10亿中期票据——前脚“不差钱”,后脚“还不上”,这种矛盾恰恰暴露了资金调度的捉襟见肘。正如一位地产分析师所言:“当一家企业需要靠‘拆东墙补西墙’来维持表面光鲜,1.86亿就不再是小数目,而是压垮骆驼的又一根稻草。”
二、万达困局:卖资产为何“越卖越穷”?
为了偿债,万达早已开启“卖卖卖”模式。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万达在全国有513座万达广场,但近3年已累计出售109座,剩余项目中部分由第三方持有,真正能自主变现的资产已所剩无几。可诡异的是,卖得越多,现金流反而越紧张——这背后是房地产行业的残酷新逻辑:资产变现速度,早已赶不上债务到期速度。
最典型的案例是武汉中央文化区万达尊A座12套办公房产。今年9月,这套起拍价仅2654万元的资产遭遇流拍,而类似的“优质资产”流拍在万达身上已不是第一次。核心原因在于,当下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商业地产估值持续缩水。即便万达广场占据城市核心地段,但高投资、长周期的特性,让接盘方普遍谨慎——买家担心“现在入手,未来可能更便宜”,卖家则陷入“不卖更缺钱,卖了更亏”的两难。
更麻烦的是资产结构。万达剩余的万达广场多为抵押状态,截至2025年9月,其股权冻结涉及金额超80亿元,大量资产被司法查封或质押给金融机构。这意味着,即便想“割肉”变现,也得先解开抵押、化解纠纷,流程长、成本高。数据显示,2024年万达资产处置平均周期达18个月,而同期短期债务到期周期仅6个月——“变现赶不上偿债”,成了万达难以跳出的死循环。
三、行业缩影:5342亿到期债压顶,房企集体“缺钱”
万达的困境,从来不是个案。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5年房企到期债务规模达5342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三季度到期1600亿元,创近年同期峰值。这意味着,未来3个月,整个行业将面临“每月还500亿”的偿债压力。而另一边,房企的“钱袋子”却在持续收紧:今年上半年,房企融资规模1844亿元,同比下降30%,二季度环比虽微增19%,但同比仍降25%,处于历史低位。
债务到期规模上升,融资能力却在下降,这一升一降间,房企的资金缺口越拉越大。截至2025年中期,50家典型上市房企净负债率达108.71%,较年初上升4.87个百分点——超过100%的净负债率意味着,这些房企的债务规模已超过净资产,理论上“资不抵债”。更严峻的是现金流结构:上半年50家房企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876亿元,连续6个季度为负,企业靠“借钱过日子”的状态仍在持续。
这种“集体缺钱”的背后,是房地产行业逻辑的根本转变。过去20年,房企习惯了“高负债、高周转”模式:拿地-抵押-融资-再拿地,靠规模扩张覆盖债务成本。但现在,销售端遇冷(2025年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额同比降12%)、融资端收紧(信托、海外债等渠道受限)、政策端严控(“三道红线”持续起效),旧模式难以为继。万达的“卖资产偿债”,本质上是行业从“规模至上”向“活下去”转型的缩影——只是转型的阵痛,比想象中更剧烈。
四、破局之路:从“卖资产”到“改逻辑”
万达的案例,给所有房企提了个醒:靠“卖资产”续命不是长久之计,真正的破局需要从商业模式上动刀。商业地产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持有多少物业”,而是“运营效率有多高”。以万达为例,其自持的万达广场虽多,但2024年平均出租率已从巅峰时的98%降至89%,坪效同比下降15%——与其低价甩卖资产,不如提升现有项目的运营能力:优化商户结构、引入体验式业态、通过数字化工具提高客流转化率,这些“精细化运营”动作,或许比“卖卖卖”更能稳住现金流。
对整个行业而言,转型方向也逐渐清晰:从“开发为主”转向“开发+运营”并重,从“依赖融资”转向“现金流驱动”。比如龙湖、华润等房企,近年加大商业运营投入,2024年租金收入占比已超20%,成为现金流的稳定器;还有房企探索“代建+轻资产”模式,通过输出管理能力获取服务费,降低对自有资金的依赖。这些尝试未必能立刻解决短期债务压力,但至少为行业指出了一条“从规模到质量”的新路径。
结语
一场“限高乌龙”让万达站上风口,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事件背后房地产行业的深层变革。当5.18万亿总有息债压顶,当5342亿到期债务来袭,房企的“安全垫”早已不是账面数据,而是能否在转型中找到新的生存逻辑。对万达而言,1.86亿的纠纷或许能靠“信息不对称”化解,但662亿短期债务与133亿现金的鸿沟,需要更实在的行动来填补。对整个行业而言,万达事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清醒的信号: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过,“活下去”的关键,从来不是躲过一场“乌龙”,而是在寒冬里找到新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