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几天未洗的臭袜子，臭味指数120；一碟臭豆腐，指数420；而一罐瑞典鲱鱼罐头，指数高达8070——是臭豆腐的19倍、臭袜子的67倍，堪称世界最臭罐头食品，连狗闻了都要摇头。

这个臭味指数并非主观评判，而是日本发酵学家小泉五夫通过仪器测量全球臭味食物后的结果：瑞典鲱鱼罐头以8070的指数登顶，韩国发酵鳐鱼、新西兰埃皮考尔芝士分列二、三位，中国臭豆腐则排在第十位。

鲱鱼罐头在国内电商平台有售，价格不菲，一罐200多元。购买者多为美食博主，用于拍摄挑战试吃视频，但几乎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不仅一口未进，还常因刺鼻气味呕吐。

有人形容其味道如同“把扁桃体结石放在指尖磨碎后用鼻子猛吸”，光听描述就让人反胃。网友甚至调侃出“正确吃法”：打开罐头后倒油加热，放花椒葱段爆香，再倒入罐头，一分钟后连锅一起扔掉。

然而，就是这样一款让外人避之不及的“臭物”，在瑞典却被“爱得深沉”。据统计，瑞典鲱鱼罐头年产量约600吨，按400克一罐换算，约150万罐，而出口量仅占产量的0.2%，即超99%的罐头都被瑞典人自己消耗。

这款奇臭食物的起源，藏着瑞典渔民的生存智慧。16世纪的瑞典尚未普及冰箱与防腐剂，每年4至6月，上亿条鲱鱼涌入波罗的海产卵，渔民一次能捕捞数吨，但渔获出水后活不过半天。

当时荷兰渔民采用“去内脏、留胰腺、大量盐腌”的方法延长保质期，而瑞典因14至16世纪两次“少盐危机”，盐价高昂，只能用16%~20%的低浓度盐水腌制鲱鱼。

低浓度盐水无法完全抑制细菌，鲱鱼在15~18摄氏度环境中发酵1至4个月，产生厌氧菌及乙酸、丙酸、丁酸、硫化氢等物质，最终形成“臭鸡蛋+馊水+腐尸”的复合恶臭。

这种特性也让鲱鱼罐头成了“行走的生化武器”：1981年德国一房客因罐头汤汁溅到楼梯被房东驱逐，法庭闻味后判房东无罪；

2014年瑞典一仓库起火，数千罐罐头爆炸后弹射至居民区，市民仓皇逃窜；

法国航空、英国航空等多家航司直接禁止其登机——试想万米高空罐头炸裂，浑浊鱼汤与软烂鱼肉飞溅，恶臭直击天灵盖的场景，便知禁令之必要。

更“惊悚”的是，因未经过高温灭菌，鲱鱼罐头会持续发酵，导致罐体膨胀。不少博主挑战时会发现，打开的罐头里要么鱼肉高度软烂，要么已化成汤水，只剩几根骨头，“食用价值不大，威慑效果极强”。

如今食物丰裕，瑞典人为何仍对这款“臭罐头”不离不弃？答案藏在两个关键词里：文化符号与身份认同。

在瑞典，每年8月的第三个星期四是“腌鲱鱼节”，民众会聚集在户外开罐庆祝。食用时需将发酵鲱鱼用清水冲洗，搭配黄油面包、煮土豆和生洋葱——连本地人也不敢直接生食。

不过，并非所有瑞典人都能接受这股味道。据“腌鲱鱼学会”统计，超一半的腌鲱鱼销往全国人口不到20%的北部地区，多数腌制坊也位于东北沿海高海岸地区。

数据显示，58%的瑞典人每年吃一次鲱鱼罐头，36%的人每年吃2~3次，3%的人吃4~10次，仅1%的人每年吃10次以上。

除了文化符号，“猎奇经济”也让鲱鱼罐头在现代社会“翻红”。2010年后，因挑战视频爆红网络，博主们开罐时的痛苦表情、试吃时的狼狈反应，让这款罐头成了“流量密码”。

有品牌甚至推出129美元（约916元人民币）的“挑战套餐”，内含两罐罐头、面包和糖果，即便价格高昂，仍有“新勇士”为满足好奇心买单——虽无老客户回购，却永远有新人尝鲜。

世界上类似的“生化武器级”臭食还有不少。韩国臭鳐鱼刺身臭味指数仅次于鲱鱼罐头，因鳐鱼无膀胱，排泄物通过皮肤排出，鱼皮残留大量尿酸，发酵后转化为氨气，吃起来有浓烈尿骚味。

有人形容其口感：“初嚼是普通刺身的软嫩，随后尿骚味从口腔爆发，吞入后仍从胃部往上翻涌，像在脏厕所里舔尿壶，连呼吸都带着尿味。”

格陵兰的腌海雀则更“硬核”：因纽特人将数百只海雀塞进掏空内脏的海豹肚子，缝合后用海豹油脂封口，再用石头垒压发酵三个月。有人吃完形容“像在吃会动的垃圾桶”。

这些跨越千年的臭食，为何能流传至今？答案很简单：它们不仅是食物，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装着一个地区的历史、民俗与情感。

鲱鱼罐头是瑞典人适应海洋环境的智慧，臭鳐鱼是韩国物尽其用的创造，腌海雀是因纽特人对抗极寒的生存之道。每一口“怪味”背后，都是一个民族扎根土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