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值此二中全会召开之时，我遗憾地犯下了严重失误，不仅对主席的决策造成了干扰，亦对中央以及与会各位同志的履职产生了不利影响。

尽管在大会的初步审议阶段，我心中笼罩着沉闷的情绪，然而近期接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东兴同志检查报告的亲切批示，尤其是在国庆佳节之际，我有幸在天安门广场目睹了主席的英姿。主席那耐心而亲切的倾听，以及他那语重心长的教诲，让我内心涌动着无尽的暖意，同时也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和教益。

自文化大革命伊始，主席便屡次委派我参加各类会议，借此从多个角度对我进行悉心培养。对此，我始终没有辜负主席的厚望与教诲。然而，此次所犯的错误不仅性质严重，更触及了路线问题，我对此深感对主席、对中央以及与会同志的深深愧疚，内心痛苦难言。我郑重立誓，从这次错误中深刻汲取教训，将其铭记于心，并下定决心，务必彻底改正。

《我的一点意见》这篇由主席撰写的纲领性文献，意义深远，堪称一部具有划时代价值的文献，我对其内容给予了高度认同。其文字简洁而富有深意，内涵丰富，字句间无不闪耀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智慧光辉。在深入研读的过程中，我深受触动，从错误中迅速觉悟，完成了深刻的自我审视。

我犯的错误主要包括：

（一）未核实情况。

在北戴河逗留期间，我连续接到几通这样的电话。来电者当时怀揣着对主席的崇敬之心，向林彪同志倾诉了自己的见解。然而，我并未及时提醒他们与相关同志展开深入交流，以交换意见并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

主席曾告诫：“探究问题，务必避免主观臆测、偏颇片面以及浅尝辄止之弊。”“任何结论的得出，皆应基于对实际情况的细致调查，而非未经调查便急于下结论。”我对于此事的情况尚未核实，便草率地将电话记录交由林彪同志审阅，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主席的教诲。由于认知与实际情况不符，此事恐怕难以得到妥善的处理。

（二）建议林彪不写信乃误。

林彪同志对主席及其思想抱有崇高的敬爱。听闻电话传来的内容后，他情绪激昂，决心给予坚决反击，并拟亲自给主席手书一封信，以阐述自己的坚定立场。

我向林彪同志表明，主席现正居于南方，正值炎炎夏日。关于主席的具体情况，我并非直接听闻，亦非详尽知晓。鉴于保障主席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我认为还是不宜打扰主席为上策。

此外，北京来电的同志们传来消息，他们已向东兴同志进行了详尽的汇报。鉴于对主席健康状况的深切关怀，他们还建议东兴同志在适当的时机，再次向主席汇报。他们始终以这种方式守护着主席，我们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鉴于此，我建议林彪同志暂时克制写信的冲动，多加留意。林彪同志对此也表示了赞同。

我建议暂缓提笔写信，尽管此举源自我对主席的由衷敬意，但恐怕效果反而不佳，甚至可能给主席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同时，对于林彪同志在身体不适时易现情绪波动的情况，我事先也未能充分预判。

矛盾，理应敢于直面。唯有揭开矛盾的面纱，方能化解矛盾。避重就轻、回避矛盾的行为，与辩证法的根本精神相违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未曾援引政治和组织原则作为审视的准则，仅仅凭借浅显的认知，劝慰林彪同志保持冷静，试图平息纷争，以求和谐相处，然而此举反效果显著。倘若他当时能够及时向主席致信，为主席争取到充分的思考时间，并与相关人员深入交流，或许就不会给主席和中央带来如此沉重的负担。

（三）在八月二十四日的夜晚，我有幸在中南组的会议中发表了演讲。

尽管我当时着重指出，在宪法中明确主席领导地位的重要性，并强调了灵活运用主席著作的必要性，同时亦对“天才”这一话题进行了探讨。起初，我并未计划发表个人见解，然而，在听闻其他同志相继发言之后，加之会议即将转向对国民经济计划的讨论，我的内心激荡不已，最终还是按捺不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鉴于事实尚未明朗，误以为主席思想的推行遭遇了阻碍，因此在发言中情绪变得激烈。回顾往昔，军队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过程中，曾深受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酷迫害和干扰，这使得我们对这类问题尤为敏感，自然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之情。

尽管内心深处对主席及其思想怀有深深的热爱，但结果却让人颇感失望。正如主席所言：“我们坚信辩证唯物主义中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观点”，“社会实践及其成果，才是检验我们主观意愿或动机是否正确的真正标尺。”遗憾的是，由于未能全面了解实际情况，加之情绪波动较大，我在发言时显得不够沉着冷静，这对会议的顺利进行造成了不利影响。

于那日会议之时，恰有办事组的同事送来一本关于天才的名言汇编。最初，我以为这或许是由他们及所带的工作人员精心策划，毕竟我也是办事组的成员，因而他们特意赠予我一册。在发表演讲之际，为了节省时间，我仅选取其中数句进行引用（后发现引用并不完整，故未全文采纳）。随后，依据我的记忆，我又补充了几则列宁等人的智慧言辞。

最初，我对这些材料出自陈伯达之手全然不知。直至授课结束后，我才从负责事务的同仁口中得知，这些资料竟是在深夜里由陈伯达紧急编撰而成。虽然我并未亲自参与那些语录的撰写——那时我正与总参的两名干部一道，受命完成总理交托的战备报告——但由于疏于警惕，未加深思熟虑便引用了其中部分内容。不料，这使我间接地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不幸落入了陈伯达这位假理论家设下的陷阱。

（四）考虑到与会者普遍缺乏深厚的政治生活经验，会议过程中时有发生言辞不完全符合政治规范的情形。

在最近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中，有人发现林彪同志遗漏了会议提纲中的两页内容，这一疏忽造成了不良后果。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今后的会议和家庭生活中格外小心。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切实改正急躁发言、言多必失的弊端。我们必须学会言简意赅、行事谨慎、保持沉着，并始终对自己提出严格的标准和要求。

他对提议建造五十万吨级巨型轮船的方案、屡次逃避责任、消极怠工的行为、三十八军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对“九大”报告草稿中伯恩斯坦观点的批评等各项议题，均表现出了坚决的反对态度。

在杨成武揭开问题真相的前夕，他急切地打探消息，试图从我的口中套取信息，但我守口如瓶，仅将情况向总理和江青同志做了汇报。遗憾的是，由于我在路线觉悟和政治素养上有所欠缺，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够透彻，警惕性也有所不足，因此，过去对他的斗争力度尚显不够。

在庐山度过的这段时光里，我与陈伯达先生的交流并不多，仅在抵达山上的第二天，我有幸专程拜访了他一次。那天午后，我首先拜访了江青同志，随后又去探望邓大姐，遗憾的是，她恰巧外出，未能如我所愿与她见面，于是转而得以与总理亲切交谈。紧接着，我又去拜访了曹大姐，康老也恰巧在场。我们自远方而来，与各位久别重逢，倍感温馨与亲切。

不久后，得知陈伯达先生有意前来拜访林彪同志。那时，林彪同志刚用过晚餐，身上略有汗意，考虑到身体不适，不便接待客人，便让我先行探望，并诚挚地劝他不必亲自前来。

此番造访，他举止谦逊有礼，言及常委们刚刚闭幕会议，总理即将向政治局报告日程的安排，话题随即转向了探讨毛笔书法技艺的议题。我随后便礼貌告辞。

此次会议在主席的卓越领导下，揭露了陈伯达高举红旗反红旗、散布谣言、诡辩混淆视听、挑拨离间、进行突然袭击的罪行，旨在分裂党、破坏党，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启迪。陈伯达身为野心家和阴谋家，是狡诈、狠毒的阶级敌人。他采取的反对党的手段极其阴险毒辣，欺骗与陷害了众多同志。

事实表明，他长期坚持反党立场，对主席及主席思想持强烈反对态度，与刘少奇关系密切，实则属于刘少奇、周扬等一众不良分子之列。

根据最新公开的情报，陈伯达被指控涉嫌背叛祖国、充当内奸以及通敌卖国等严重罪行。对他进行法律制裁，无疑是党的一项重大成就，同时也是对毛主席思想的一次有力捍卫。

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同志在圆满出席大会之后，踏上了归家的路途。陈伯达同志未经过电话预约，便擅自驾车跟随林彪同志的座车驶入院内，进而踏入会客室拜访林彪同志。鉴于林彪同志连续多时参与会议，身心俱疲，他随即请陈伯达同志返程，我们亦纷纷劝其离开，最终成功将其劝离。回顾这一事件，显而易见，陈伯达同志此行必有他图，意图趁机实施阴谋诡计。

其次，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中，我了解到，他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与陆定一、周扬、童大林等前中宣部成员有过交往。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童大林在1966年1月之前便已掌握了严慰冰所写匿名信的全部细节。此外，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在运动初期的明确拒绝参与严慰冰专案组的工作，这一行为显得异常可疑。因此，我开始对陈伯达与匿名信事件是否存在关联产生疑问。我怀疑陈伯达可能是刘邓和前中宣部所谓的“阎王殿”反动罪行中的同谋。

由于我在学习与运用毛主席思想方面尚显不足，世界观改造亦未臻彻底，对政治路线的理解和觉悟尚待提高，因此在本次全会上我犯下了错误。这次教训之深刻，实令人终身铭记。尽管遭遇不幸，但这一经历也转变为了宝贵的财富，仿佛为我注射了一剂预防针，否则未来我可能犯下更为严重的错误。

未来，我立志潜心钻研毛主席的著作，尤其是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并恪守主席的教诲，系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作品。结合实际情况，我将不断调整和升华自己的世界观，不断提升政治觉悟，坚定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并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政治意识。我深知，强化组织纪律至关重要，处理事务时务必遵循请示汇报的程序，反映情况时务必确保信息准确无误，增强政治敏感度，防止出现任何偏差。同时，必须全面考量全局，全力以赴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我还要学会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在情况尚不明确时保持审慎，遇到问题积极寻求意见交流，避免轻率发表言论。此外，我要时刻保持警惕，防止心怀叵测之人趁机行事，确保自己不被他人利用。

主席曾谆谆教诲：“一旦失误，务必迅速纠正，改正愈早、愈彻底，便是最佳选择。”我定将主席的教诲牢记在心，秉持谦逊，行事严谨，摒弃骄傲与急躁，不懈追求自我提升与工作精进，始终沿着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前行，直至革命胜利的辉煌终点，永远追随主席的步伐。

请核对此认识是否准确。

敬礼

叶群

1970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