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火速撤销！王健林“限消令”风波背后藏着哪些真相？

一、限消令来去匆匆：一场由项目纠纷引发的执行 “误会”

（一）突发限高：1.86 亿元标的背后的法律程序

2025 年 9 月 26 日，对于万达集团而言，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25）甘 01 执恢 249 号限消令，如同一颗投入舆论湖面的巨石，激起千层浪。此次限消令将万达集团及王健林推上了风口浪尖，原因是万达下属项目公司与光大信托之间的经济纠纷。

回溯到 2021 年，万达雄心勃勃地启动了武汉万达文旅项目，计划打造一个集文化、旅游、商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为了解决项目启动资金问题，万达采用了明股实债的融资模式，引入了光大信托。

在这种模式下，万达将武汉万达文旅 49% 的股权装入武汉御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后者由光大信托 100% 持股，同时将剩余 51% 的股权质押给光大信托 ，项目实际控制人仍为万达。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近年来，随着万达集团陷入流动性困境，武汉万达文旅项目进展缓慢，多次传出停工、延期交付的问题。这对于资方光大信托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风险信号。

于是，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对簿公堂。2023 年 7 月，光大信托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万达地产、万达集团名下 2.9 亿余元银行存款，或者查封扣押等同价值财产。法院审查后批准了这一申请，冻结了万达集团的账户。

随着案件的推进，2025 年 7 月 16 日，该案立案执行，执行标的为 1.86 亿元。由于万达集团等未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9 月 26 日，法院依法对万达集团及王健林等发布限制消费令，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这一举措瞬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王健林被限制高消费” 的话题迅速在网络上发酵，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二）一日反转：执行信息不对称下的快速和解

就在公众纷纷猜测万达集团和王健林将如何应对这一困境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仅仅一天之后，9 月 29 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针对王健林的限高措施已被取消。这一戏剧性的反转，让众多人大跌眼镜。

万达集团内部人士迅速做出回应，称此次限高是由于万达下属项目公司经济纠纷导致，事实上之前双方一直在通过多种方式协商解决，本次限高或因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导致。从法律角度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在限制消费期间，被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或者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解除限制消费令；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解除限制消费令 。

虽然万达方面并未详细说明限高解除的具体原因，但结合万达内部人士的回应以及法律规定，可以推测，万达可能通过与光大信托短期达成执行和解，就还款计划、方式等达成一致；或者提供了令法院和申请执行人认可的有效担保，如资产抵押、第三方担保等；亦或是部分履行了债务，满足了法院解除限高的条件。

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万达在面对债务危机时强大的危机公关和法务协同能力，能够迅速化解这一危机，减少负面影响；同时也反映出在司法执行过程中，信息沟通的重要性。一个看似简单的执行案件，因为信息不对称，引发了一场全网关注的风波，也提醒着各方在处理经济纠纷和司法执行时，要注重信息的准确传递和及时沟通，避免类似的误解再次发生。

二、债务压力凸显：52 亿元执行标的与 3000 亿负债的连锁反应

（一）高频执行：万达系企业的信用危机

在商业世界中，信用是企业的生命线，而万达集团近年来在信用方面却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天眼查数据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万达系企业的债务困境。截至目前，万达集团赫然存在 10 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累计高达 52.63 亿元 。

这些执行案件并非分散在个别地区，而是涉及北京金融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众多司法辖区，这表明万达的债务问题已呈现出全面性和复杂性。

其中，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状况尤为严峻。它不仅有 424 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达 18.62 亿元，还背负着 5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涉案总金额 12.07 亿元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万达地产目前已有 129 条被限制高消费信息。这一系列数据意味着万达地产在商业活动中的信用评级急剧下降，在市场上的融资难度、合作门槛都将大幅提高。

在众多执行案件中，（2025）渝 87 执 3849 号案件颇具代表性。中国银行成都锦江支行向成渝金融法院申请执行，将万达集团、万达地产、成都青白江万达广场置业有限公司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金额高达 3.31 亿元 。

法院不仅对万达地产 1 亿元股权数额进行了冻结，还对成都青白江万达广场置业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甯佐夫、万达地产及其法定代表人刘诗文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施。这一案件不仅体现了万达系企业在金融借贷方面的违约风险，也反映出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万达信用状况的担忧和警惕。

除了上述案件，万达旗下的金融机构也未能幸免。今年 9 月 1 日，万达网络金融、万达小贷分别新增一条股权冻结信息，股权数额累计冻结分别达到 85.63 亿元和 8.4 亿元。

这两家公司作为万达金融战略的核心平台，如此大规模的股权冻结，无疑给万达的金融布局带来了沉重打击，进一步加剧了其资金链的紧张程度。股权冻结使得万达在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渠道受阻，无法通过股权质押等方式获取急需的资金，也影响了其在金融领域的业务拓展和合作机会。

（二）对赌协议后遗症：从 “地产首富” 到负债承压

万达集团如今的债务困境，追根溯源，与多年前的一系列对赌协议紧密相关。2014 年，万达商业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然而，其股价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市盈率仅维持在 5 倍左右 。在当时 A 股房地产市场牛市的背景下，众多 A 股房产公司市盈率高达几十倍，王健林认为万达商业的价值被严重低估。

于是，在 2016 年 9 月，万达商业毅然从香港退市，并与投资者签订了对赌协议。协议中明确承诺，若万达商业未能在 2018 年 8 月底前成功在 A 股上市，将回购全部股权，并按照 10 - 12% 的年息支付利息。这一协议看似是万达对自身价值的坚定信心，实则为日后的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

2018 年，万达商业未能如期在 A 股上市，触发了对赌协议中的回购条款，这使得万达面临着数百亿的巨额偿付压力。

为了缓解这一压力，万达在 2018 年 1 月引入腾讯、苏宁、京东、融创四家战略投资者，以 340 亿元的价格收购了其香港退市时投资人持有的 14% 股份。然而，这只是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万达商业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后，进行了业务拆分，独立出万达地产和万达商管。其中，万达商管成为万达集团的核心资产，承载着万达商业运营的重任。

然而，万达商管也未能摆脱对赌协议的阴影。根据所签协议，万达商管最晚要在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 A 股上市，否则需向投资者支付高达约 440 亿元的本息回购款。

2023 年，万达商管未能完成 A 股上市的目标，再次触发对赌协议。这一连串的对赌失败，使得万达集团的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形成了巨大的刚性债务压力。为了偿还债务，万达不得不走上大规模出售核心资产的道路，从曾经的 “买买买” 扩张者，变成了如今的 “卖卖卖” 救火队长。

这些对赌协议的连锁反应，不仅使万达集团的债务压力剧增，也对王健林的个人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 2024 年《新财富》发布的 500 创富榜中，王健林、王思聪父子还以 1408.4 亿元的身价位列第 9 名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在 2025 年的 500 创富榜中，他们的身价就大幅缩水至 588.1 亿元，排名也滑落至第 51 位。

一年之间，财富蒸发超过 820 亿元，这一数字直观地反映出万达集团债务危机对王健林个人财富的巨大影响，也凸显了对赌协议给万达带来的沉重代价。

三、资产抛售 “自救”：一年卖出 85 个万达广场，王健林还有多少底牌？

（一）核心资产变现：从文旅到商管的 “断腕” 式出售

自 2023 年起，万达集团在债务的阴霾下，开启了一场大规模的资产抛售行动，这一举措犹如一场 “断腕求生”，旨在缓解集团紧绷的资金链。

2023 年，万达集团将其持有的万达电影 51% 股权分多次转让给中国儒意和北京万达投资股东 。万达电影作为曾经亚洲最大的电影院线，在万达的业务版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此次转让，标志着王健林和万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这家明星企业的控制权。不过，这笔交易也为万达集团回笼了约 60 亿元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短期的资金压力。

万达集团在 2025 年 4 月以 24.97 亿元的价格将万达酒店管理公司出售给同程旅行 。万达酒店管理公司旗下拥有多个高端酒店品牌，在国内酒店市场具有较大影响力。这笔交易不仅使得万达在酒店业务板块进行了战略收缩，也为其带来了约 15 亿元的分红现金，进一步补充了现金流。

在万达的资产出售清单中，万达广场的批量转让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从 2024 年开始，万达广场就频繁出现在资产交易市场上。

2024 年，万达累计转让 26 座万达广场，接盘方包括新华保险、阳光人寿等险资企业 。这些险资企业看中的是万达广场稳定的租金收益和资产增值潜力。2025 年，万达的资产出售步伐进一步加快，累计出售 85 个万达广场。

其中，5 月 20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披露的信息显示，太盟珠海、高和丰德、腾讯控股、京东潘达、阳光人寿将共同设立合营企业，收购大连万达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48 家目标公司的 100% 股权 。这些目标公司涉及北京、广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汉等多个一二线城市的万达广场项目。此笔交易已被无条件批准，预计交易金额高达 500 亿元。

在这些接盘方中，腾讯、京东、阳光人寿等与万达早有渊源。腾讯和京东早在 2018 年就参与了万达商管的投资，此次再次出手，既是对过往合作的延续，也体现了其对万达广场商业价值的认可。

阳光人寿则在近两年积极接手万达广场，已成为万达资产出售的重要接盘方之一。太盟投资集团作为此次交易的主导方，更是万达的 “白衣骑士”，此前已多次参与万达的股权重组和资产交易，在万达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通过这些资产出售，万达集团在短期内获得了大量的现金流入，有效缓解了现金流危机。然而，这种 “断腕式” 的出售也让万达集团丧失了对核心商业资产的控制权。以万达商管为例，随着大量万达广场的出售，其自持比例不断下降，2024 年持股比例已降至 40% 。这不仅影响了万达商管的租金收入和盈利能力，也削弱了其在商业地产市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剩余筹码盘点：轻资产战略与上市赌局

尽管万达集团在过去两年中进行了大规模的资产抛售，但截至 2025 年 9 月，其手中仍持有一些优质资产，这些资产成为其应对债务危机的重要底牌。

万达广场无疑是万达集团最大也是最硬的一张牌。目前，万达集团仍有 520 座万达广场在运营，其中 200 多座为自持广场 。这些万达广场分布在全国各地，占据着城市的核心商圈，拥有庞大且稳定的客流。万达广场持续的租金和物业收入，成为万达集团应对当前债务危机、维持稳定现金流的最重要保障。

以 2024 年为例，万达商管的租金收入虽然因资产出售有所下滑，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这得益于万达广场强大的商业运营能力和品牌影响力。

万达集团对外投资企业中仍有 24 家在存续期，包括万达商管、万达网络金融、万达文化、百年人寿、万达小贷等，其中持股超过 50% 的有 15 家 。这些企业在万达的业务体系中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

万达商管作为万达集团的核心资产，承载着商业运营的重任；万达网络金融和万达小贷在金融领域为万达的业务提供支持；百年人寿则是万达在金融投资领域的重要布局。然而，这些资产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万达商管已四次递表港交所，但均以失败告终，未来上市路途依然充满迷雾。

上市的受阻不仅使得万达商管无法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大量资金，还触发了与投资者的对赌协议，使其面临巨额的股权回购压力。截至 2025 年三季度，万达商管短期债务 662 亿元，而账面现金仅 133 亿元，流动性缺口高达 529 亿元 。尽管其拥有 500 亿余元年租金运营能力，但在巨大的债务压力下，仍显得捉襟见肘。

万达集团旗下的百年人寿、万达小贷等金融资产仍在寻求出售，但由于股权冻结等问题，交易难度加剧。股权冻结使得这些资产的交易价值和吸引力下降，潜在买家在交易时会更加谨慎。

王健林虽然已 71 岁高龄，但仍亲赴各地招商引资，试图通过文旅项目转型寻找新的增长点。他在 8 月下旬现身新疆克拉玛依，考察招商引资、文旅发展等工作 。这表明王健林并未放弃，仍在积极为万达的未来布局。

然而，要实现文旅项目的转型和突破，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时间成本，而万达集团目前面临的核心矛盾 —— 债务到期与资产变现速度的赛跑 —— 仍未破解。在未来的发展中，万达集团能否利用手中的剩余筹码，成功化解债务危机，实现战略转型，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四、行业启示：从 “买买买” 到 “卖卖卖”，房企转型何去何从？

（一）高杠杆模式的崩塌：明股实债与对赌协议的双重风险

万达此次 “限消令” 事件，是房地产行业长期以来高杠杆发展模式弊端的一次集中暴露，其中明股实债与对赌协议的双重风险，更是成为压垮众多房企的关键因素。

明股实债，作为一种创新的融资方式，在房地产行业中曾被广泛采用。以万达引入光大信托投资武汉万达文旅项目为例，从表面上看，光大信托通过持有项目公司股权的方式进行投资，成为项目的股东之一，但实际上，双方约定了万达在未来特定时间回购股权，或者以项目分红、固定收益等方式，保障光大信托的本金和收益安全，这本质上是一种债权融资 。

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房企的资金需求，帮助企业迅速扩大规模，但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当房地产市场形势向好，项目顺利推进时，明股实债模式能够实现双赢，房企获得资金用于项目开发，信托公司获得稳定收益。然而，一旦市场环境恶化，如万达集团面临流动性困境，项目进展缓慢，就会导致资方利益受损，双方矛盾激化。在这种情况下，明股实债的隐藏风险就会暴露无遗，不仅可能引发法律纠纷，还会加剧房企的债务负担和资金链紧张程度。

对赌协议同样是一把双刃剑。万达商业在从香港退市时，与投资者签订的对赌协议，承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A 股上市，否则将回购股权并支付高额利息。这一协议在当时看似是万达对自身实力和发展前景的自信体现，但却忽视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上市过程中的诸多风险。

当万达商业未能如期完成 A 股上市目标时，对赌协议的刚性兑付条款被触发，万达不得不面临巨额的资金偿付压力。为了履行对赌协议，万达不得不出售大量核心资产，这进一步削弱了公司的实力和发展潜力，形成了恶性循环。

从万达的案例可以看出，对赌协议虽然能够在短期内为企业带来资金支持，但如果企业对自身发展过于乐观，忽视了风险评估和应对，一旦对赌失败，将给企业带来致命打击。

万达的经历为整个房地产行业敲响了警钟。过度依赖外部融资、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忽视现金流平衡和风险控制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房企必须深刻反思，摒弃高杠杆、高风险的发展路径，回归理性和稳健的经营轨道 。

（二）民营房企的突围路径：轻资产化与合规经营

在行业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万达集团的一系列 “自救” 行动，为民营房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也揭示了两条重要的突围路径：轻资产化转型与合规经营。

轻资产化转型已成为众多民营房企化解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万达近年来大规模出售万达广场等重资产，转向轻资产运营模式，通过输出品牌、管理经验和运营能力，收取管理费和品牌使用费等方式盈利。

这种模式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减轻资金压力，同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以绿城中国为例，其代建业务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截至 2024 年底，商业代建总建筑面积 95.7 百万平方米，政府代建总建筑面积 29.9 百万平方米，市场占有率连续 9 年超 20% 位居代建行业首位 。

通过代建，绿城摆脱了传统重资产开发的财务束缚，利用自身品牌和专业优势，在不同项目中实现价值输出，在行业深度调整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发展潜力。美的置业也选择了轻重结合的路径，通过业务重组，形成开发服务、物管服务、资产运营、房地产科技四大业务矩阵，从 “增量开发” 转向 “存量运营” 。

在代建业务上，美的置业首个代建项目东城・美的东望府亮相无锡，开启了轻资产转型新篇章。

合规经营同样至关重要。在此次 “限消令” 事件中，万达虽然面临债务纠纷，但通过与资方的积极协商，以及对法律程序的有效应对，最终在短短一天内就解除了限高措施，避免了事件的进一步恶化。这充分体现了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建立健全的法务体系，加强合规管理的重要性。

民营房企应从万达的案例中吸取教训，加强内部管理，规范经营行为，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在融资、项目开发、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要确保合规操作，避免因违规行为引发法律风险和信用危机。

企业还应积极与金融机构、供应商等合作伙伴保持良好沟通，建立互信关系，共同应对市场风险 。在当前房地产市场环境下，合规经营不仅是企业生存的底线，更是赢得市场信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