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作为解放战争后期由中央军委直接统帅的三大主力兵团之一，肩负着解放事业的重任。1949年夏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令，该兵团承担了解放大西北的战略使命，却因任务调整而滞留华北地区。此后，它肩负起保卫渤海湾及卫戍京津的重任，由此被誉为“首都兵团”。

华北3兵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的渊源可追溯至华北军区第3兵团。1948年7月23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指示华北军区组建一支西进兵团，旨在远征绥远，以支援东北战场的决战。这支兵团由军区直属的北岳第1纵队和从第2兵团抽调的第2纵队（不含第4旅）以及第6纵队组成，总兵力达8个旅。进入8月初，西进兵团正式被赋予华北军区第3兵团的番号。原第2兵团第二政委杨成武被任命为司令员，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兼任兵团政委，李天焕则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月月底，兵团指挥机构在易县远台村正式成立，兵团前委直接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并统一指挥晋绥第8纵队、2个骑兵旅以及晋西地区的地方部队。

第一纵队以巩固部队和严明的军纪著称，但战斗作风略显不足，全歼敌军的理念贯彻不够深入，攻坚技术和步兵与炮兵的协同运用尚不够熟练。第二纵队历史较为悠久，传统教育成效显著，战斗力较强，但民主作风有待改进。其中，第五旅拥有一定的红军基础，战斗作风勇猛，行军能力出众，山地作战经验丰富。第六旅在爆炸技术方面在全纵队中位居首位，擅长攻坚作战，但野战经验相对较少。第六纵队与第一纵队相似，编制相对较新，但学习技术和战术的氛围良好，近期在顽强作风和全歼敌军的思想上有所提升。

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继任者为李天焕），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唐延杰，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第六十六军下辖196、197、198师，由萧新槐担任军长，王紫峰担任政治委员。第六十七军下辖199、200师，由韩伟担任军长，旷伏兆担任政治委员。第六十八军下辖202、203、204师，初由文年生担任军长，后由徐德操接任；政治委员初期为向仲华，后由漆远渥接任。

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

1949年三月，原属傅作义部下的92军56、21师以及16军22师，经过改编，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独立55、53、25师，随后被纳入20兵团的66、67、68军的序列。至五月下旬，这些部队被解散。6月28日，20兵团司令部接到命令，兼管天津警备司令部的职责。7月25日，华北军区直属的210师被划归67军，并更名为201师。

1950年8月，中央军委下达指令，正式撤销了第20兵团部，其下辖各军亦随之纳入华北军区的编制体系。在解放战争期间，20兵团虽成立较晚，却始终在华北战场上奋勇作战，共歼灭敌人约16万人。其中，66军成功歼敌4.7万余人，67军歼敌8万余人，68军亦歼敌3万余人。

我国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被誉为我军“三杨”（杨勇、杨得志、杨成武）中的佼佼者。他身经百战，英勇善战，同时亦工于文墨，堪称“上马能驰骋疆场，下马能挥毫泼墨”的一代杰出将领。

远征绥远

1948年8月26日，历经二十余日的周密筹备，杨成武指挥第三兵团兵分两路，分别从河北的易县与涞源出发。至9月初，部队已抵达山西的朔县与山阴等地，并与北岳军区协同作战的五个团以及李井泉所率领的入绥干部队伍成功会师。

9月4日，我部正式踏上前往绥远的征程。绥远境内，敌军由傅系正规军三个师、一个骑兵旅以及地方武装组成，总兵力约为4.6万人，他们分别驻守在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包头、和林格尔、凉城、集宁、丰镇等地。为达成战略目标，3兵团决定兵分两路，分别从大同的东、西两侧地区发起攻势。西路军主要由1纵队（不含2旅）、2纵队、6纵队组成，目标直指归绥；东路军则由1纵队2旅、晋绥8纵队以及北岳5个团构成，负责在集宁以东进行协同作战。考虑到塞外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且为新开辟地区，我部全体指战员在夜间行军时，严格遵守纪律，确保秋毫无犯。

自9月24日起，东路我军行动迅猛，接连攻克隆盛庄、丰镇。至26日黄昏，一纵二旅率先突破防线，进入集宁。在八纵的协同作战下，27日11时成功解放集宁，共歼敌两千余人。八纵负责留守集宁，而一纵二旅则沿着平绥铁路继续向西挺进。与此同时，西路我军亦势如破竹，横扫绥南。一纵占领新堂，二纵夺取凉城，六纵攻下和林格尔。至26日，我军已推进至归绥近郊。鉴于绥远地区守军以骑兵为主，行动迅速，流动性大，三兵团未能于归绥城外大量截击傅部有生力量。

3兵团部队越古长城进绥远。

老巢遭遇重创，傅作义紧急从张家口、北平地区调动了35军、暂编4军等10个师的兵力，急速向西增援。至9月30日，我方成功占领了8纵撤退后留下的集宁。敌人已步入陷阱，然而我军东路部队兵力薄弱，难以有效拦截援军。中央军委遂指示，暂缓对归绥的攻击，优先打击援敌。杨成武随即命令6纵暂时留守，而主力部队则迅速向东推进，仅用5天时间便机动了200余公里，抵达集宁附近的丰镇和卓资山地区，准备待命出击。

10月初，华北第二兵团发起了对平绥铁路东段的攻势，与西线部队协同作战。面对北平城的不安全态势，傅作义紧急调整战略，将原本支援归绥的主力部队东调。35军与骑兵第四师于4日迅速回援张家口和宣化。与此同时，我第三兵团亦展开行动，吸引傅部35军西援。在留下晋绥第八纵队一个旅和北岳军区部队在集宁、兴和地区开展地方工作之际，主力部队则向绥西和绥北进军。10月23日，部队成功占领包头。正当第三兵团准备一举攻克归绥之际，战局却发生了剧变。辽沈战役取得胜利，东北野战军主力即将入关。为防止华北敌军南逃或西窜，中央军委下令第三兵团暂停对归绥的攻势。11月15日，第三兵团转至丰镇、集宁地区进行休整，待命而动。

杨成武与李井泉率领部队远赴绥远地区，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共参与了大小战斗超过五十场。以1420人的伤亡为代价，成功歼灭了国民党军8480余人。3兵团与2兵团在东西两侧协同作战，令华北敌军疲于应对，难以调集兵力支援东北，从而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我军在辽沈战役中的决战。

张家口围歼战

1948年11月29日，华北第2、第3兵团发起了对平张线的攻势，从而揭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遵循中央军委对傅作义部队采取的“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略方针，杨成武指挥第3兵团从丰镇、集宁一带迅速向东推进。至12月1日，该兵团相继占领了柴沟堡、万全、沙岭子等地，共歼灭国民党军两千余人，成功切断了张家口守军西逃的通路，并切断了其与宣化守军的联络。

张家口城陷入重围，傅作义却作出了误判，以为这不过是解放军的一次局部攻势。因此，他下令35军从丰台和104军从怀来于11月30日紧急驰援张家口。与此同时，华北3兵团亦在慌乱中犯了错。自35军进入张家口以来，该兵团误以为敌人有向西撤退的可能，遂在西线部署了第2、第6纵队，而在东线却仅有第1纵队，未能将切断张宣之间的联系视为首要任务。

12月2日清晨8时，张家口的敌35军以及宣化的敌271师一个团，配备一列装甲列车，对我防守于两城之间的沙岭子1旅阵地发起了夹击，意图夺回张宣交通线。尽管敌军在兵力和火力上占据优势，1旅仍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成功击退了敌军两个团的五次猛攻，坚守住了阵地。到了3日早晨6时，敌35军在炮火和飞机的支援下，对1旅阵地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势。战斗持续至中午13时，敌骑兵第5旅一部沿清水河方向实施迂回，我军第3团的2、3营防御阵地被突破，第1营三面受敌，形势岌岌可危，难以再坚持。同时，右翼的第1团阵地也面临三面受敌的局面，不得不撤退。当天上午10时，宣化的敌271师为支援35军的行动，也对2旅的上、下八里庄阵地发起了攻击，经过一番激战，最终将其击退。

3兵团部队进入张家口。

经过两日的顽强抵抗，1纵队遭受了重大损失，遂决定放弃沙岭子阵地，转移至铁路两侧。12月4日破晓时分，1旅撤至洋河以南，从而恢复了张宣两敌之间的联系。至5日夜晚，鉴于敌军并无行动迹象，1旅命令1团再度渡过洋河，至沙岭子和宣化之间破坏敌军交通线，并在拂晓时撤回。恰逢在此日，我东野先遣兵团攻克了密云，此一胜利引起了傅作义的警觉，为了保卫北平，他紧急命令驻守张家口的35军火速东撤。6日早上8点，35军利用我军撤离之机，驾驶400余辆汽车，突破了我方无人把守的防御阵地，向东急速前进。幸亏华北2兵团的第12旅全力进行阻击，至8日，2兵团的主力部队成功将35军包围于新保安，使其无法返回北平。由于未能阻止35军的逃脱，3兵团受到了中央军委的严厉斥责。6日，1旅重新占领了沙岭子，并再次切断了张宣之间的联系。7日，宣化守军的两个师奉命撤退回张家口，1纵队在草帽山一举歼灭了敌271师的大部分兵力，并击毙、俘虏敌师长以下4400余人。

在平津战役的第二阶段，华北第2、第3兵团依次对新保安与张家口发起了猛攻。12月22日，正值新保安35军被彻底歼灭的午后，傅作义紧急下达密令，指示张家口的守军：“鉴于张垣已被围困，守备已无实际意义，应伺机突围，转战绥远。”据此，守军于同夜从大境门撤出步兵，骑兵则分多路向察北、商都方向实施突围。翌日拂晓，杨成武接到各纵队的报告，断定张家口守军正全力向北进行突围，随即迅速下达了围歼突围敌军的命令。第3兵团与前来支援的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联手发动攻势，前堵后截，左右夹击，将敌孙兰峰部数万人压缩包围在一片不足1公里宽、10公里长的狭窄山沟之中。至24日拂晓，我军各部英勇穿插，激烈交战，至下午4时，除敌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领少数骑兵逃脱外，其1个兵团部、1个军部、5个师、2个骑兵旅等共计5.4万人悉数被歼。

登城先锋

1949年二月，华北第3兵团完成整编，正式更名为第20兵团，随即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指令，要求其与第19兵团及四野炮兵第1师协同西进，与第18兵团等部队并肩作战，共同围攻太原，旨在剿灭阎锡山所部。三月上旬，第20兵团从大同以南地区出发，月底已抵达太原城郊。

4月20日凌晨，我军对太原发起了全面攻势。20兵团及所辖的7军两个师，分三路从城北展开向南进攻。激战持续至上午11时，各路部队于北机场、光社村一带成功会师。当晚，成功肃清了城北十里铺以北的残余敌军，共歼灭北区守敌4个师。至此，唯有城东北约三里处的卧虎山要地，仍由敌军凭借坚固防御据守。

卧虎山，敌军防御的重中之重，由167座钢筋水泥碉堡构成，遍布山体，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堡垒群。阎部嫡系第19军军长曹国忠，率领五千余众，严阵以待。4月21日18时，67军199师各团采取夜袭战术，依托交通壕，勇猛地向敌阵纵深穿插，将敌碉堡群分割包围。他们综合运用火力压制、爆破作业和政治攻势，逐一攻占守军阵地。596团潜入守军纵深阵地，依靠人梯攀爬峭壁，插入“人字”碉堡的盲区，经过一番政治攻势，守军投降。随后，部队继续向纵深推进，连续攻占数座碉堡，并生擒敌师长一名。战斗进展异常顺利，199师判断守敌总体上疏于防范，未曾料到解放军会在此夜发动全面攻势，因而决定乘胜追击，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他们下定决心，一鼓作气，连续发起攻击，最终巧妙地夺取了卧虎山。当作战计划上报至67军时，军首长持保留意见，杨成武来电表示支持，并肯定了199师果断的下决心和精准的战机把握，随即调派200师协同作战。199师随即发起全面进攻，至22日8时，成功占领了卧虎山阵地，以200余人的伤亡代价，击毙敌人4100余人，俘虏敌军长曹国忠以下2000余人。太原战役总前委特此通令嘉奖199师：“在战术指挥上，主动、积极、机动、灵活，充分把握战机，堪称不失时机的典范。”

67军199师攻占卧虎山要塞。

4月24日凌晨5时30分，太原前线司令部启动了攻城行动的信号。成千上万门火炮齐声轰鸣，太原城头瞬间被火光映照。城北的66军197师589团1营的第1、3连，在小北门以东约200米的位置，借助爆炸产生的浓烟，各使用一架14米高的云梯，向城墙发起了勇猛的冲击。1连战士们奋勇争先，于6时15分成功登城，战士孔祥元将攻城部队的第一面红旗插在了太原城墙上。紧随其后，3连的突击队也成功登城，与1连并肩作战，击退了敌人的反扑。随后，后续部队迅速调整火力，集中摧毁小北门及附近的火力点，为登城部队巩固200米宽的突破口提供了掩护。至6时50分，589团的主力部队全部登城，兵分五路，向突破口两侧及市区展开猛攻。与此同时，196师的部队也在小北门以西登城，向北肖墙、东缉虎营发起进攻。

向市区推进的部队，一路奋勇杀敌，最终在南城的红市街与18、19兵团的先锋部队胜利会师。上午10时，太原全城宣告解放。战后，589团因率先登城并成功突破，荣获20兵团通令嘉奖，并被授予“登城先锋”的荣誉称号。

开国阅兵

1949年7月，中央军委决议，将华北军区担负起三个月后新中国开国大典阅兵式组织的重任。聂荣臻同志被任命为阅兵总指挥，而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同志则担任阅兵指挥所的主任一职。杨成武同志从本兵团部队精心挑选了67军199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数百万陆军部队的杰出代表，参与10月1日的开国大典阅兵。此消息一经传出，全师官兵无不欢欣鼓舞，士气昂扬。7月初，199师自塘沽起程，抵达北平北苑黄寺兵营，随即投入了紧张的阅兵前训练。

起初，训练以刘伯承同志在苏联留学期间所编撰的队列手册为准则，并结合《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操典》的内容展开。师长李水清与政委李布德不仅与部队并肩训练，更是形影不离，始终坚守在训练场。即便是在雨季，干部与战士们也常常赤脚在泥泞中砺炼，经过一天的辛勤努力，雨水、泥浆与汗水交织在一起，每个人皆成了泥身，然而，无人抱怨，无人退缩。

8月底，199师于西郊机场、北苑等区域启动了阅兵式方队的训练，由徒手操练转变为携带装备。在此期间，阅兵指挥所及总参谋部将缴自敌方的较新式武器移交给了199师，确保了装备的统一性与军容的威严。依照规定，199师精心编排了步枪、轻重机枪、冲锋枪、82毫米迫击炮、60毫米迫击炮、通信兵和工兵等共计12个方队，每个方队由10排组成，每排配备12名战士，此外还组建了一支200人的预备队。

为保障受阅队伍的政治坚定、姿态优雅、气势雄伟，199师对参训官兵的家庭背景、身体状况、军事政治素质以及实际年龄等方面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和登记。阅兵队列中，合理搭配了党员骨干、工农出身和解放区战士，并严格要求解放区战士身边必须配备党员。在此基础上，师党委遵循“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原则，对全师的军容风纪进行了集中整治。每位官兵都配备了钢盔和胶鞋，战士们一律剃成光头，并规定每日必须刮净胡须、照镜整容，以维持良好的军容。

在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上，199师英勇列阵，组成了一支雄壮的步兵方队。

10月1日凌晨2时，199师逾两千名受阅战士、预备役队员以及后勤保障人员，乘坐数十辆庞大的卡车，从黄寺兵营启程，抵达天安门东侧的既定地点。午后3时，毛泽东主席庄重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自今日起正式成立！”接着，他亲自升起了那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如同春雷轰鸣，齐齐轰响二十八声。在数十万民众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中，盛大的阅兵仪式就此拉开帷幕。

海军方队率先穿越天安门，随后，由199师构成的步兵方队踏着坚定步伐走来。方队最前方，李绍卿担任掌旗员，引领着四位护旗队员，鲜亮的“八一”军旗随风飘扬。紧接着，是率队前进的步兵方队师长李水清和政治委员李布德。在他们身后，12个方队如浪潮般汹涌而来，气势磅礴，步伐坚定。随着“正步走”的命令响起，除了领头的士兵目光直视前方，其他指战员们的头部齐刷刷地转向天安门城楼，向领袖们致敬。他们以新中国钢铁卫士的雄壮身姿，昂首挺胸，阔步向前，彰显了步兵部队的英雄气概。在首都三十万民众的注视下，在国际友人的见证中，步调一致、威武雄壮地通过主席台，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199师出色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的阅兵任务，赢得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及各级首长和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自那时起，该师荣膺“开国阅兵第一师”的盛誉，这成为该英勇部队永恒的荣耀。

扬威朝鲜

1950年10月，华北军区第66军从天津启程，北上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行列，勇赴鸭绿江畔，投身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在第一次战役中，由于准备仓促，该军未能成功截住美24师于龟城地区，因而受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批评。然而，在第二次战役中，66军奋勇出击，直指泰川和宁边，成功歼敌1300余人。第三次战役中，尽管缺乏炮兵支援，但66军凭借奇袭战术，成功突破三八线，与友军会师于济宁里，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共歼敌3200余人，此举受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通报表扬。在第四次战役中，66军坚守五音山阵地，逼近原州，浴血奋战，历经44个日夜，共歼敌超过1万人。彭德怀将军对66军的评价是：“战况一次比一次有所提升，军力越发壮大。”

1951年2月7日，鉴于抗美援朝战局的发展需求，中央军委作出决定，重新组建第20兵团，该兵团下辖第12、15、60、67、68军，杨成武被任命为司令员，而王近山则担任副司令员的职务。至2月18日，中央军委发布指示，要求20兵团暂不前往朝鲜，而是由该兵团的12、15、60军组成新的第3兵团，并计划于3月中旬提前进入朝鲜战场。

1951年6月，杨成武司令员与张南生政委率领的20兵团（包括67、68军），肩负起接替东线9兵团的重任，承担起夏秋季的防御作战任务。68军在实战状态中，负责接守人民军的鱼隐山地区与文登里阵地。进入10月初，面对美军第二师和南朝鲜第八师的突然攻势，我军尚在巩固阵地之际，敌人便发动了全面进攻，动用了近200辆坦克，其中一次甚至一次性出动超过40辆，沿文登里至北方的公路两侧的川谷平原地带展开“坦克劈入战”。204师在公路两侧迅速构筑起反坦克阵地，集中全师的战防炮和火箭筒，组建了反坦克大队，成功击毁敌坦克36辆。与此同时，坚守一线阵地，击溃敌步兵7600余人，挫败了敌人的企图。文登里的反坦克战，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多个纪录：一次战斗中敌坦克同时出动数量最多；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坦克战；首次建立专门的反坦克阵地和战斗编组等。

位于金城以南的67军英勇出击，展现出了非凡的战斗力，在24公里的防御战线上浴血奋战，重创了联合国军。经过连续三昼夜的激战，该军成功歼敌1.7万余人，创造了朝鲜战场单日歼敌的最高纪录。

1953年7月，我军20兵团所发起的金城反击战，堪称集团军（兵团）规模合同战役中的典范之作。这场战役不仅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收官之战，更直接推动了朝鲜停战协定的迅速签署。在激烈的战斗中，67军199师英勇无畏，百折不挠，以超过3000人的伤亡为代价，攻克了南朝鲜军严密设防的轿岩山，涌现出了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李家发，彰显了老红军部队勇猛顽强、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而68军的203师609团在直木洞以南地区的进攻战斗中更是出色，杨育才带领化袭班奇袭南朝鲜军首都师第1团（白虎团）团部，成功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204师在战斗中俘虏了敌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俘获的南朝鲜军中级别最高的军官。战后，609团在直木洞以南地区的进攻战斗被评为抗美援朝战争中步兵团八大经典战例之一，并被改编为红色经典电影《打击侵略者》、京剧《奇袭白虎团》及电影《奇袭白虎团》，声名远扬。

1953年，我国20兵团司令员杨勇（居中）、政治委员王平（右）、参谋长张震（左）一同驻扎在朝鲜。

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20兵团所属部队书写了辉煌的篇章，缔造了诸多令人瞩目的纪录。其中，67军以歼敌87847人的卓越战绩，荣膺抗美援朝各军中歼敌数量之最。紧随其后的是68军，其歼敌数达74844人，位居第二。值得一提的是，67军代军长李湘将军，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成为志愿军中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挥官。20兵团的领导们不仅指挥了67军和68军，还统领了第12、26、15、60、54、21、47、50、24军等部队，甚至还包括了朝鲜人民军第4军团。

在朝代之际，杨成武、梁兴初（虽代理职务，尚未正式到任）、郑维山（亦代理）、杨勇依次担任司令员一职；张南生、王平先后出任政治委员；孙继先则担纲副司令员的职务。

20基地

1958年伊始，中央军委作出决策，以归国的志愿军第20兵团机关为基石，正式成立导弹试验场的管理机构。至同年三月，该试验场的正式名称依旧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的称号，并赋予其代号为0029部队。

1958年10月20日，国防部正式宣布，将原20兵团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训练基地。次年年初，孙继先被任命为基地的司令员，栗在山则担任基地的政治委员。自1959年8月起，20训练基地陆续开展了我国首次的地空导弹、空空导弹以及地地导弹的实弹发射试验。到了1970年4月，基地成功发射了东方红1号卫星。至此，20训练基地已演变为一个涵盖多个试验场区、射击方向和落点区域的导弹试验及卫星发射试验基地，其编制人员超过五万人。

1975年9月，总参谋部发布了一则通知，该通知经中央军委的批准，决定撤销20基地，并将该基地下辖的5个试验部和1个工区进行改编，重组为6个新的试验训练基地，其中4个为军级，2个为师级。至1975年年底，经过18年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创业，20基地在国防尖端技术事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做出了卓越贡献，圆满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并在新中国国防科研与试验发展的历史长卷中留下了璀璨的一笔。

在本轮编制调整中，原20基地的第1试验部重组为全新的第20试验训练基地。该基地肩负着地地导弹及卫星发射试验的重任，今后将对外以闻名遐迩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面目示人。目前，该基地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堪称我军航天部队建设的先锋。